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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加速度”

浏览:4189次  发布时间:2019-11-08 16:07:28
区域协同新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入深化阶段,并布局、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由此,“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国际重要经济往来路标。截至今年8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
   

阎世龙

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为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9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在郑州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优质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海湾地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之后的第五大国家战略。

《中国商报》记者指出,中国自十八大以来,全面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要的国家战略相继出台。区域发展的协同作用不断加强,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汹涌澎湃的动力。

京津冀的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正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重要的动力源。

区域合作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到深化阶段,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广东。他指出,他希望广东与香港、澳门携手建设一个具有更全面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的亲自见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澳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香港海湾地区建设框架协议》。几个月后,广东、香港、澳门和海湾地区的建设写在了第19份入党报告中。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融合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只有三地优势互补,才能生产出优秀的产品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前局长朱永玲表示。

广东、香港、澳门、台湾的大湾区正式形成,总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000万,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议会发表演讲,提议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国际经济交流的里程碑。

在过去的六年里,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截至今年8月,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航线1239条,占新增国际航线总数的69.1%。中欧已经连接了亚洲和欧洲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共有13,000列列车运行。中缅油气管道和中泰曼昆公路完全连通,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稳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为900亿美元。“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彼得·弗兰克潘所著的新书《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认为,中国在全球重组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相比之下,所有的路都通向北京。

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的一次调查中提出,“写一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河北发展研究时,也提出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举办了京津冀研讨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京津冀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2017年4月1日,“千年工程”熊安新区成立。在“千年林岫”种植了1200多万棵树。规划建设地下管线廊道,并公布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从规划设计到实质性建设,“千年计划”悄然加速。

"这三个地方一起努力逃出去。"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调办公室副主任刘郑波表示,近年来,这三个地方来来往往,搬迁越来越频繁。人们彼此熟悉,事情进展顺利,心在一起,共识逐渐凝聚,自然而然地就有了相同的方向和相同的力量。

根据2018年的数据,京津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万亿元,过去五年平均每年增长6.6%。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率为65.8%,比2014年增长4.7个百分点。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361元、39506元和23446元,五年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8.8%、8.2%和8.9%。

计划下的“区域均衡”

今天的区域发展高度协调,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情况就不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秘书长施毕华曾发表文章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头30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由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驱动,并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

当时,国家建设和投资的重点是内陆地区。通过两次大规模战略“西进”,奠定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保障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维护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

其中两个“西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3年的“156工程”,即苏联援助的“156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以及从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根据当时党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深层地区,即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和豫西)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第一次飞跃。

正如叶剑英在1979年代表党中央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困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有257亿元、146亿元、127亿元和84亿元。到1978年,分别增长到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

但是,正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工业化,即解决资本、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化问题。因此,中央政府整合了人、财、物的控制权和控制权,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难以发挥。

“向东倾斜”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实施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从而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前30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区域发展“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具体实践。“两大局面”是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后来证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推动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同时,也为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政策倾斜最直接的表现是相继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260个沿海经济开发区、26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3个保税区和40个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地区在财政、税收、投资决策、外贸自主权和审批利用外资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权力。

此外,国家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和其他优惠政策。“六五”期间,东部地区占42.7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36.74%和20.55%。固定资产投资“七五”期间,东部占56.5%,中部占28.8%,西部占14.7%。但是,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主要投资者逐渐多元化,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中增加了沿海地区的外汇使用量和外汇贷款量。从1984年到199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外商投资总额的88.2%、6.0%和5.8%。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下放的实施加强了区域经济的利益和自主机制。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依靠自身优势和特殊优惠政策等条件,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也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数据显示,1991年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元,2005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中西部地区1995年首次超过1万亿元,2011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东北地区的省份很少,2001年首次超过1万亿元。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也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其区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石毕华表示,随着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八五”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已经从不平衡转向协调发展,并将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升到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为此,中国制定并实施了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2006年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2007年主要功能区引进战略。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十八大以来,区域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2018年,东、中、西、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48.1万亿元、19.3万亿元、18.4万亿元和5.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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